“中国是否愿意提供可能揭示新冠疫情在武汉早期传播情况的原始数据？”“中国会不会准备再次接受溯源调查？”“他们要求中方可以展示透明度，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7月22日，国新办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规格回应国际上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疑问。

三个多月前，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联合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回应了当时对新冠病毒溯源的诸多疑问，并给出下一步的溯源建议。不过，争论并未随报告发布而停止。

南都记者注意到，多位高级别官员以及国内顶尖专家出席了这场新闻发布会，直面国际关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讲述了大量世卫专家组来华考察时的经历。

几位与会专家还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拓展视野，在全球各地多点、多方位、立体溯源。“科学”是这场发布会的核心高频词，被提到了近100次。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难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可以说任重而道远。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病毒溯源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回答好病源从哪里来这个重大命题。重任在肩，困难在前，只有沿着科学的道路坚定信心，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事实，开展科学溯源，才有可能最终揭开真相。”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说。

7月22日，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疑问。

“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回应这一问题时，援引了国际上多项研究，都认为目前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

另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介绍，此前中方与世卫组织联合调查时，世卫专家组亲自到武汉病毒所实地考察，也得出病毒“极不可能”由实验室泄漏的结论。

不过，世卫组织秘书处近期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列入研究重点。

“当我一开始看到世卫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的时候，我是十分吃惊的。”曾益新说，该计划“既不尊重常识，也违背科学。我们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袁志明强调，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曾益新称，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基础上延伸，应该以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

他认为，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再重复开展。而应该在成员国充分广泛磋商的基础上，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据介绍，7月4日中方专家曾经向世卫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介绍，今年1、2月世卫组织—中国联合专家组在做病毒溯源工作时，根据既往经验和冠状病毒的认知，提出四条可能或潜在引入途径。

这些途径包括：直接从自然宿主到人，通过自然宿主到中间宿主再到人，通过冷链跨境远距离传播，实验室渠道。他解释，当时所有研究都围绕此收集资料、访谈、文献综述、现场考察等。

据介绍，因为很难判断有和无，所以采用半定量的连续性判断方法，包括“很有可能”“比较可能”“可能”“不太可能”“极不可能”五个维度。

经过各方面的研究，联合专家组最终的判断是：第一种状况，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可能到比较可能”，也就是从动物宿主直接溢出到人是"可能到比较可能"。

第二种状况，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俗讲就是病毒自然宿主是某种动物，动物通过中间宿主再过渡到人身上，这个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

第三种状况，通过冷链传入，在去年各地的一些散发疫情中陆续发现了冷链传播有可能引入病毒，所以认为是可能的。

而最后一种可能性，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

“我们专家是一致观点，最后形成共识的是（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梁万年认为，经过此前的调查，现在没有必要在这一问题上再度投入精力、投入资源。

曾益新也表示：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再重复开展。而应在成员国充分广泛磋商的基础上，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针对近期出现的“中国拒绝向世卫组织提供新冠疫情原始数据”的说法，梁万年在发布会上也作出正面回应。

梁万年介绍，在武汉期间，已向世卫专家展示详细数据，并与世卫专家共同分析得出结论。“只是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我们不同意提供原始数据，也没有让他们进行拷贝和拍照。”

他说，今年1—2月份与联合专家组研究时，对这个问题作过充分沟通。“因为中国有相关规定，病人的临床数据，包括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包括实验室的检验数据都会牵涉到个人隐私，如果完全泄露出去的话是违背相关规定。”梁万年介绍，为保护病人的隐私，不得提供原始数据，也不得拷贝和拍照带走。

梁万年称，当时国际专家也给予了充分理解，认为这也是国际惯例。

此前还有报道称，2012年云南省墨江县通关镇矿洞中有几名矿工生病，并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患者血清样品。就此，袁志明解释，2012年的7月份、10月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团队先后收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人民医院采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送来的云南省墨江县通关镇4名矿工的13份血清样品。

“我们通过了多次核酸、抗体、基因组测序这些检测方法，没有在矿工的血清样品中检测到蝙蝠冠状病毒。这也表明这些病例与新冠病毒是毫无关系的。”他说。

2013年，武汉病毒研究所团队从云南墨江县采集的生物样品中，还检测到病毒序列RaTG13，但没有证据表明RaTG13和类似的蝙蝠冠状病毒与2012年墨江矿工的疾病有任何关联。

他称，RaTG13的来由、特性以及与新冠病毒的差异，2020年7月24号的Science杂志上有所解释。RaTG13和新冠病毒之间的进化距离大约是20年到50年。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也谈及RaTG13，称其基因组的同源性和新冠病毒达到96.2%，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它在结合受体的关键区域（RBD区）上，氨基酸同源性仅为89.3%，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感染能力非常弱。

“我们进一步通过实验研究表明，RaTG13和新冠病毒相比，它在感染不同物种上的感染能力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专家综合研判认为RaTG13与新冠病毒存在着较远的进化关系。”他说。

南都记者也关注到，从与会专家的表态看，中方对下一阶段溯源工作的原则、诉求及立场并未改变。

在梁万年看来，下一步，动物溯源还是应该作为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是最值得做的一件事。病原体自然进化过程值得关注，视野不应局限在蝙蝠，也要考虑中间宿主如穿山甲、狸类、貂类等。同时，对发生过疫情的市场、养殖场上下游链条进行进一步研究也是有价值的。

“对于蝙蝠而言，其实中国的科学家也做了大量研究，采集了大量样本，我们当时感觉中国科学家对蝙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世界范围来说，对比其他国家，可能我们是比较好的，做的量也比较大。”他解释，现有研究找到了与新冠病毒比较相似的病毒，但还有差异的。从科学上来说，并没有从中国大量的蝙蝠标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

“相近，并不等于就是。”他说，“我们也期盼世界的科学家都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主要精力应该集中在自然进化，从动物这块作为重点来发力。”

曾益新则称，对于中国部分报告中明确需要补充完善的任务，正在积极支持相关单位和科学家持续地开展，努力地推进，并且会及时向世卫组织反馈。他认为，中国部分的溯源报告为下一步全球框架下多国多地共同开展溯源研究指明了方向，应沿这个方向继续前进。

“特别要强调的是此次世卫组织召集的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国部分的工作，我们认为是一次出色的国际合作。”他称，中方与世卫组织共同探索出一套新发突发传染病全球溯源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世卫组织专家们与中方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双方配合十分默契，与专家组能够相互合作、能够配合默契，这对推进溯源工作有非常大的意义。

梁万年介绍，随着多国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溯源的持续研究，已经有多项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的出现时间要早于我们先前的已知时间。比如2019年11月，一位意大利女性的皮肤活检多处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原位杂交反应性；2019年11月27日，在巴西一个市采集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2019年12月13日-2020年1月17日，美国有9个州常规献血存档样本新冠病毒检测抗体有106份呈现阳性反应；2020年1月2-3月18日期间，美国50个州24079份血液样本中，又有9份样本检测到新冠抗体呈阳性。

“这也表明，武汉可能不是新冠病毒突破界面的第一现场，新冠病毒的传播存在人或者动物传物后，由物传人，又人传物的复杂循环模式。”梁万年表示，无论是早期病例、生物样本、基因序列、天然宿主、中间宿主还是冷链研究，都离不开全球多国多地共同开展研究。

“溯源过程是如此复杂和多元，因此我们要真求起源，就不要局限视野，而应当拓展视野，这是全球各地应当进行多点、多方位、立体溯源的重要方向性问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王辰补充道。